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曝地方债突破19万亿成中国次债危机

2019-01-22 18:29:41

曝地方债突破19万亿 成中国“次债危机”?

2013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全面摸查,力度空前。虽然对此次“摸底”的结果,业内人士预期不一,但高于2010年的10.7万亿元已成共识。甚至一些外资银行的预测规模更高,悲观者则预计超20万亿元。

地方债务规模到底是多少?

据中新报道,一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学术报告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》称,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目前应在19.41万亿元左右。对各种融资成本的保守估算,每年需要的利息开支接近1万亿元。报告推算得出地方政府的最大偿债能力约76.5万亿元。

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约为25.4%,在理论上地方政府债务还没有达到资不抵债的风险临界点。

报告还称,截至2012年底,银行信贷仍是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构成部分,达到9.3万亿元;财政部代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余额为0.65万亿元;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和中期票据合计约1.95万亿元;而近年来快速增长的信托融资约有2.11万亿元;地方政府通过B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的量也比较大,约有5.26万亿元。

不过,地方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并不意味着“危机”。据人民报道,“衡量债务风险是一件很复杂的事,没有哪个单一标准是十分有效的,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比照欧盟签订《欧洲联盟条约》时划出的警戒线,即债务规模不超过GDP的60%。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称。

他进一步表示,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

曝地方债突破19万亿成中国次债危机

,欧盟这一警戒线事实上已经失守,法国德国也没能固守住60%,意大利多年负债率在100%左右,出问题的希腊在125%以上。

以此为准绳,2012年,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约为8.2万亿元,假定地方债务余额以20万亿元计,总体债务在28万亿元左右。以2012年52万亿元的GDP规模计算,债务占比为54%。如果按照动态的2013年GDP增长7.5%后56万亿元的规模计算,债务占比则是50%。因此,即使取目前媒体上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,我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下,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各国情况各不相同,60%并不是一条“标准线”,超过60%也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就会必然爆发。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9月的统计数字,美国债务总额已经达到其GDP的73%,而这已经是削减债务后的结果,高峰时期一度超过100%。

日本财务省今年上半年披露的数据显示,按债务占GDP的比重看,日本已经达到247%,居世界首位。但日本和美国主权信用状况依然良好,尚没有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迹象。

“有债务不一定就意味着风险,低债务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绝对安全,政府借钱总体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,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行情况,关键在于防范风险的制度建设要跟上。”贾康指出,欧债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“谈债色变”,但事实上,政府性债务相对于一般的企业债、金融债等还是要更安稳一些。

“我们的国家不是联邦制的,关键时刻,中央政府对消解地方局部风险不会置之不理。”贾康分析,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,即某个地方出现了局部性偿债危机,至少有几道防线可以阻挡这种结果蔓延:

首先是地方政府维护当地金融与社会稳定的愿望和能力。事实上,地方官员偿债维护金融稳定和借债发展经济的动力一样强烈,因为任何债务危机的发生都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和政绩,一旦出现风险,地方政府会努力腾挪资金,即使“拆东墙补西墙”和变现一些资产,也会想办法解决。

其次是银行的不良贷款消化能力和风险准备金。目前各地的政府性债务中,银行贷款是主要组成部分。目前,我国各商业银行都有较完善的金融监管和拨备制度,特别是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强,通过全国性的风险准备金调配,足以应对某个地方的暂时性债务危机。

最后是中央政府强大的调控能力。即使中央政府不直接出手替地方还贷,还可以采取债务重组、债务延期、投入支持资金、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等应急手段帮助地方政府与相关银行,这些手段在以前处置重大金融事件过程中有使用的先例。

揭秘地方债务的“隐身术”

尽管在专家看来,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,但决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。

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认为,很多地方政府的偿债资金主要通过基金收益、土地收益等预算外收益偿付,房地产价格能否持续上涨需要打个问号。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行,就将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,偿债能力会大大下降。

此外,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的持续收紧,也将影响地方政府持续借债和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。“目前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,新增融资需求又很多,地方融资平台渠道被收紧后,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寻找其他融资渠道,这就有可能滋生其他风险。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。

值得玩味的是,地方债还有各种各样的“隐身术”。据第一财经报道,有地方平台巧借“委托贷款”名头进行着某种民间集资;还有的地方平台因被收缩信贷额度,因此“借壳”当地国企进行融资,以贷款主体的置换跳脱银行的“地方平台融资”贷款分类。

除了这些花招,不少地方平台公司还通过由下游建筑企业垫资承包等形式,依靠拖欠账款占有资金;还有平台公司在银行融资受阻后,转向信托或券商资管计划,这已不是新鲜事。

以“借壳”融资为例,一地方平台公司人士称,由于银行已经开始对地方融资平台“逐步收贷”,因此用平台公司的名义已经不可能得到银行的新增贷款,为了解决资金难题,平台公司会借同一地方的国企名义申请贷款,比如交通或水利控股公司等。

“政府其实是默认的,就像把自己左口袋的钱放去右口袋。”他表示。

具体的做法是: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,提供资产负债表,而平台公司实际出具抵、质押物(一般为批一块地)。国有企业获得贷款后,由于银行“受托支付”规定的存在,国有企业会“绕一圈公司账目”,通过若干相关公司间的走账,最后把资金打给平台公司;在还款时,平台公司再按照资金进账时的“企业往来款项”路径,将资金打回给贷款企业。

更为激进的操作方式是,贷款企业甚至可以不划账给平台公司,而是直接单独开一个账户,并将此账户交由平台公司实际使用,而平台公司在还款时也将资金打入该账户。

这样一笔实质上的平台公司贷款,由此“隐身”成了一般企业贷款,按贷款公司的经营性质进入银行的贷款种类统计,幸免于银行对“降低平台贷占比”的信贷结构调整。值得一提的是,基层银行在进行贷后审查时,并非对这种“借壳贷款”毫无察觉。

一名当地城商行客户经理表示,银行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着这种借道。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在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时,“借壳贷款”模式很可能躲过监管“法眼”。“在会计账目里,平台公司会做成负债项下的外单位的往来款项。”上述平台公司人士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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